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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德秀:走出中国自己的大学之路
时间:2012-09-10  点击量:

演讲人:马德秀

  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旋律。面向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面对千载难逢的机遇和前所未有的挑战,大学需要对办学理念、目标定位、建设路径等进行前瞻性的战略思考和谋划。作为大学的领导者,更需要敏锐地认识我们所处的历史方位,履行好自己的使命和责任。
  大学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大学的发展与时代变革、国家发展息息相关。大学存在的根本价值是促进人类进步、国家发展和社会文明,同时,人类社会对知识和人才的巨大需求,也构成现代大学发展的活力源泉。如何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路?需要我们深入思考三个问题: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进入了什么样的历史方位?放眼全球,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面临什么样的使命与挑战?探索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新路,着力点和突破点是什么?
  非凡成就与更高目标
  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始终围绕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始终与国家的发展进步紧紧相连。三十多年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的十多年来,高等教育发展取得了世人瞩目的非凡成就。规模不断扩大,快速进入大众化阶段;总体水平不断提高,办学质量实现跃升。高校已经成为高层次人才、科技创新资源、科技发明成果的重要源头。
  奠定高等教育大国地位。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建立了层次合理、形式多样、门类齐全的高等教育体系,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在国家经济建设、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79年,全国高等学校仅633所,在校生102万人,到2010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共2723所,高等教育总规模达到3105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6.5%,每年高校输送的毕业生达到600多万人。在2005年前后,我们超过了美国,总规模居于世界第一。新中国成立前,我国研究生教育十分薄弱,最高年份在学研究生只有424人,到2010 年,全国在学研究生已达153.84万人,其中博士生25.89万人。我们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高等教育大国。
  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力量。经过“211”、“985”重点建设,我国高校,尤其是一批基础条件好的高校快速向研究型大学跨越与转型,若干所高水平大学具备了向世界一流冲击的实力,建成了一批重点学科,培育了一大批前沿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十一五”以来,高校全面参与了国家16个重大专项的研究任务;承担“973计划”和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数量占总数的50%以上;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年均保持在80%以上;代表国家科技创新最高水平的国家科学技术三大奖有1/2出自高校;人文社科领域的成果约2/3由高校完成,尤其是2011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有214项由高校获得,占总数的72.5%,其中高校为第一完成单位157项,占总数的53.2%,仅有的两项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全部由高校获得。由此可见,无论是原始创新能力,还是产业核心技术研发,高校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高等教育国际化进入新阶段。从1978年到2011年底,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224.51万人,出国留学逐步向纵深发展,国家公派计划更加注重把优秀人才选送到世界一流大学和科研机构并师从一流名师。留学人员回国工作发展迅速,总数达81.84万人,不少人已成为我国教育、科技、经济、文化等领域的领军人物。与此同时,中国作为新兴的留学目的地国家,受到了海外留学生的普遍青睐,2011年,共接收来自194个国家和地区的292611名留学人员。来华留学生总人数、生源国家和地区数、中国接收留学生单位数及中国政府奖学金生人数四项均创新中国成立以来新高。我国在全球105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350多所孔子学院。除此之外,中外合作办学、高等教育课程国际化、高等教育学分与文凭的国际互认等取得了突破,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全面提升。
  体制机制改革的历史性突破。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伴随着经济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高等教育体制也经历了一场多层次、全方位的改革,重点是管理权力分散化、办学主体的多元化以及教育经费来源的多样化。在领导体制上,建立和完善了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确立了高校的法人地位,不断落实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充分发挥评估、咨询等社会中介机构对高等教育的调控作用;在办学体制上,培育了多元化的办学主体,改变了公立高等教育的单一格局,民办高等教育得到了蓬勃发展,逐步建立分类指导,分层管理的体系;在投入体制上,形成了政府为主,多渠道的教育经费投入体系。今年将实现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重4%的目标。同时,在人才选拔制度、就业制度、学分制、劳动人事制度、后勤社会化改革等方面都取得了历史性突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颁布落实一年来,教育体制改革试点项目相继启动,这将触及更深层次的瓶颈难题,将会取得更大突破。
  迈向高等教育强国的新目标。面向未来,教育规划纲要确定了“优先发展,育人为本,改革创新,促进公平,提高质量”的工作方针。到2020年我国要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高等教育总规模将增加到3550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提高到40%,20—50岁主要劳动年龄人口的受高等教育的比例提高到20%。建成一批国际知名、有特色高水平的高等学校,若干所大学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水平,等等。这些目标体现了我国高等教育由大变强的内涵和趋势。
  大学承载新的使命
  从世界学术中心转移的历史路线图来看,每一次转移都以所在国家某种类型与程度的重大战略变革为背景;每一次转移,都伴随着一次思想大解放运动,都引发了人才培养模式的重大变革,都促进或带动了一个国家或区域若干产业的发展甚至产业革命。这清楚地表明,大学发展的根本动力来自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与大学的内在逻辑,两者相互交汇产生的巨大需求是大学持续快速发展的不竭动力,推动了大学的历史性跨越。
  国家竞争力的源泉。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全球经济还没有从危机的阴影中走出来。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阴云密布、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总需求疲软问题没有明显改善,高失业率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日益尖锐,经济复苏面临许多不确定因素。从历史经验看,经济危机往往催生重大科技创新。当前,一些重要的科学问题和关键核心技术发生革命性突破的先兆已日益显现。种种迹象表明,未来15-20年有可能出现新一轮的产业革命,全球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又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性突破关头,我们更需要前瞻性地思考,准确把握以下趋势:一是信息网络技术正在并将继续深刻改变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二是未来生物技术将在医药、农业、能源等领域引发系列变革;三是未来新能源在全球能源消费的比重将占举足轻重的地位;四是新材料技术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先导作用将更加突显;五是伴随全球科技与产业革命的来临,全球经济社会发展格局将会发生重大变化,重大社会理论亟待突破。
  世界经济阴云笼罩,但主导未来世界经济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异军突起,各国抢占高等教育、科学技术、尖端人才等战略制高点的竞争更加激烈,全球进入空前的创新密集、人才争夺、产业升级的新时代。2011年2月,美国政府颁布《美国创新战略2011》,报告指出,美国繁荣的关键永远不会是低工资和低价格,而是开发新产品和生成新行业。积极推动“再工业化”,通过人工智能、机器人和数字制造三类飞速发展的先进技术,重构未来制造业的竞争格局。美国2013年政府预算在总体紧缩的情况,仍然保持了科研投入稳定增长。欧盟2011年11月启动实施“地平线2020”计划,呼吁欧盟27个成员国投资800亿欧元(1048亿美元),支持为期7年(2014—2020年)的科技创新计划,把科技创新作为促进增长的核心动力。
  我们越来越理性地认识到:单纯GDP不等于国家竞争力!资源依赖不等于国家竞争力!低成本优势更不等于国家竞争力!
  驱动创新的发动机。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起点上,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2011年中国GDP总量达47万亿,在外部经济环境极为因难的情况下仍然保持9.2%的高速增长,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的19.8%,规模位居世界第一;也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占世界贸易总量的10.4%。然而,随着经济规模不断扩大,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在加大,过度依靠资源能源消耗和低成本要素投入,导致单位GDP能耗是日本的8倍,美国的4倍,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从未来发展看,我国资源环境的约束越来越突出,能源、原材料成本高涨不下,环境污染问题严重、水资源、粮食安全受到挑战,人口结构“未富先老”,数量型“人口红利”逐步消失,等等。传统的“要素驱动”模式已经走到尽头,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亟待实现重大转换。特别是去年以来,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开始放缓,从而倒逼经济发展方式加速向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的轨道转型,,促进经济增长从“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为此,国家“十二五”规划已经明确: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把技术进步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
  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必然要求大学转变发展方式,瞄准未来科技革命和新兴产业发展,为经济结构调整升级提供强大的人才、科技和思想支撑,更好地发挥作为新知识、新观念、新技术、新方法发源地的作用,在贡献中赢得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作为国家重点建设、人民寄予厚望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更应该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一种前所未有的机遇意识和挑战意识!要更加积极主动地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把使命和责任转化为发展的动力,把外在机遇转化为内在优势,努力成为驱动创新的发动机。
  中国特色的目标追求
  服务国家战略既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责任和使命,也是现代大学的成功经验,更是“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研究型大学发展的重要路径。在“创新驱动”的新时代,服务国家战略必须有新思路和新举措,要以提升质量为核心,积极构建“一体”、“两翼”的研究型大学创新体系。
  “一体”:就是培育创新人才,这是大学存在价值的根本体现,也是支撑经济转型发展的关键。
  “两翼”:一翼是面向国际科技前沿,为未来的技术创新奠定基础;另一翼是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即:面向国家和区域“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战略需求。这“两翼”高度统一,同时都反哺于“一体”。
  对接国家战略,建设“一体两翼”的研究型大学创新体系,迫切需要实现四个方面的重点突破:
  大学办学理念的突破。近年来,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我们在强烈的寻找差距、快速赶超的使命驱动下来研究世界一流大学,导致我们在锁定参考坐标的过程中,容易陷入以追求指标为导向,以论文数量为导向的思维,在办学方向上、在评价标准上、在教师考核上带来概念和政策的冲突。对于我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而言,服务国家战略是义不容辞的使命和责任,无需争论,毋庸置疑。但是,如何在服务国家战略过程中快速提升水平、接近或达到世界一流?这是我们必须勇于面对并解决好的现实问题。
  吴邦国委员长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期间对于“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指出小平同志当年提出“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一所大学是否一流,也是三条:就是要看它是否培养出一大批一流的人才,看它出多少一流的科研成果,看它对社会经济发展作出多大的贡献。
  中国走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共同推进、多轮驱动的道路,为大学跨越式发展创造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如果忽视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巨大需求,一味地追随发达国家的办学道路,盲目照搬欧美大学模式,永远达不到世界一流的目标,必须要坚持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转变大学发展方式,最核心的思想就是要把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作为大学的价值目标和创建世界一流的必然路径,以服务求支持,以贡献谋发展,充分利用国际舞台,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培育一流人才、创造一流成果、作出一流贡献,走出一条“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新路。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突破。目前,我国的教育与科技事业快速蓬勃发展,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科技、教育和人才大国。但同时,严重缺乏世界级的科学家和各领域的领军人才,缺乏具有创新思维和创造能力的拔尖创新人才,这是中国人才发展的一大短板。根据《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到2020年,我国高水平的研发人员总量要翻一翻,人才金字塔高端的创新型科技人才总量达到4万人左右。这些人才从哪里来?高层次创新人才,就像核心技术,需要大力引进,但单靠引进是无法建成创新型国家的。决定国家竞争力的高层次创新人才,大批的主体队伍必须要靠自己培养。如何适应创新驱动时代对人才的特殊需求,积极服务国家战略和国际竞争的需要,完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培养能够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富有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的拔尖创新人才,是中国大学在人才培养上面临的最大挑战。
  应对这个挑战,大学一方面要积极促进三个结合,使“两翼”直接服务于“一体”,使高水平的科学研究直接作用于创新人才培养的大学核心任务。促进思想品德与知识能力的紧密结合,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强化学生的理想信念和责任意识。促进教育教学与科学研究的紧密结合,充分发挥高水平科学研究对于创新人才培养具有引领和支撑作用。促进创新教育与创新实践的紧密结合,把实践教育打造成为更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挖掘创造潜能的重要载体。另一方面要借鉴吸收国外一流大学已经成熟的先进办学理念和举措。上海交通大学全面参考美国密西根大学的成功经验,联合成立上海交大密西根学院,在办学体制、课程设置、教学模式和治理结构等方面进行全面探索,成功走出了一条在中国土壤里生根发芽的世界一流学院成长新路,在中国和美国高等教育界产生重要影响。今年年初,我们又与法国巴黎高科集团联合筹建“中法卓越工程师学院”,努力在卓越工程师培养上走出一条全新的发展模式。
  学术组织模式的突破。学术组织模式的变革能够使大学保持旺盛不衰的创造活力。从世界范围看,随着知识生产模式的变革,在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内部已产生了多种具有不同结构、不同性质的创新单元。
  当前,我国大学创新体系建设有三个突出问题:一是学科间的行政壁垒严重,不利于学科交叉和学科集成,不利于新兴学科的快速成长和健康发展;二是学术组织的分散化,有集聚效应规模化的大型科研基地数量不够,知识整合能力与集成攻关能力不强,难以组成大的学科团队,对接国家重大专项、重大国防项目的能力明显不足;三是学科和科研组织的封闭性,单纯追求学科属性和学术性,科研活动脱离产业发展和社会需要,有被边缘化的倾向。
  高校学术组织要适应大学日益多元化的目标要求,突破现有的生产关系,大力发展灵活度更高、适应性更强、创新活力更大、多模式的新兴学术组织。近年来,上海交通大学积极推进交叉集成战略,整合不同学科的创新要素和创新资源,用超常规的举措构建形成了集成式、矩阵式、多样化的新兴学术组织。一是问题导向的前沿性、基础性、跨学科研究院;二是以重大战略需求为导向的创新平台;三是以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为导向的特区学院;四是学院内部多样化的学术创新组织,有系所混合模式、PI制等。
  师资结构与水平的突破。在创新驱动的时代背景下,中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面临着国家任务的多元化,既要有活跃在国际学术舞台的学术大师,也要有面向国家战略的领军人才;既要有从事高水平研究的教师,也要有致力于培养人才培养的教师;既要有潜心于基础领域进行原创性研究的教师,也要有围绕产业需求进行自主创新、集成创新和技术开发的研究人员;还要有为国家政府提供重要咨询建议的高水平智库。大学教师队伍同样也被赋予了多元目标和多重使命,但是这并不能要求每一位教师都要成为多面手,既不现实也做不到。
  积极推进师资分类发展改革,对不同类型的教师,坚持不同的标准、采用不同的政策,实行师资队伍的分类指导和分类发展,是高校的大势所趋和当务之急。只有通过结构性的优化,才能满足对接国家战略和追求学术前沿的价值统一,才能解决好多目标要求对高水平大学师资队伍的挑战。上海交通大学以建设一流师资为目标,以激发各类人才的创新活力为重点,实行师资分类建设和分类管理,着力建设教学科研并重型、科研为主型和小规模高水平的教学为主型三支师资队伍,并在三支队伍之间建立基于高标准的流动机制。与此同时,通过薪酬体制改革,在分类指导的基础上,坚持高标准、高要求,逐步建立以水平和贡献为标准的、动态平衡的薪酬体系。
  大力发展专职科研队伍也是优化师资结构,对接国家战略的重要抓手。美国顶尖大学大都拥有大规模、高水平的专职科研队伍,他们不承担教学任务而全力进行科学研究,使得大学始终保持研究活力、不断吸纳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提高了大学的研究水平,为学生提供了最前沿的科研实践机会。而中国大学普遍缺乏这样一支队伍,专任教师不得不承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全方位的工作,负担沉重。这个结构性的问题不解决,高水平研究特别是重大项目研究在短期内就不可能有大的改观,社会上对于高校只能从事小项目、难以承担起大项目的看法就不会消除。
服务国家战略既是大学社会价值的体现,也是中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世界一流的重要路径。特别是在创新驱动时代,迫切需要加快转变大学的发展方式,以办学理念的转变为先导,以人才培养模式、学术组织模式、师资分类发展改革为重要突破口,构建形成“一体两翼”的研究型大学创新体系,走出一条“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一流大学发展道路。
 
马德秀,女,教授。现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校务委员会主任。中共十七大代表,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委员,曾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高技术产业司司长,现任全国党建研究会高校党建研究专业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委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十一五”规划专家委员会专家,并兼任上海市女教授联谊会会长。近年来,在《求是》、《中国高等教育》等重要刊物以及《光明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和《中国教育报》等主流媒体上发表论文或文章30多篇。
 
  文中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关于一九七九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结果的公报、2010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00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高等教育解读等。
本文根据2011年6月25日,马德秀在国际教育行政学院校长培训班演讲而修改。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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